论萧红作品中的女性悲剧意识开题报告

研究背景

萧红（1911年6月1日—1942年1月22日），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黑龙江省呼兰县（现哈尔滨市呼兰区）人，原名张乃莹，“萧红”是发表《生死场》时使用的笔名，另有悄吟、玲玲、田娣等笔名。被誉为“30年代的文学洛神”的萧红，是民国四大才女中命运最为悲苦的女性，也是一位传奇性人物，她一直处在极端苦难与坎坷之中，可谓是不幸中的更不幸者。然而她却以柔弱多病的身躯面对整个世俗，在民族的灾难中，经历了反叛、觉醒和抗争的经历和一次次与命运的搏击。她的作品虽没有直接描述她的经历，却使她在女性觉悟的基础上加上一层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刻理解。她把“人类的愚昧”和“改造国民的灵魂”作为自己的艺术追求，她是在“对传统意识和文化心态的无情解剖中，向着民主精神与个性意识发出深情的呼唤”。萧红的一生是不向命运低头，在苦难中挣扎、抗争的一生，应该说直接影响其命运并引发她开始文学创作的是鲁迅的出现，并走进了她的生活。萧红的作品是以人为主，主要关注人的生存状态以及对于人性的思考和探索。在短短9年的创作生涯（从1933年5月发表第一篇小说《弃儿》算起）中，共出版过11部集子：《跋涉》、《生死场》、《商市街》、《桥》、《牛车上》、《旷野的呼喊》、《回忆鲁迅先生》、《萧红散文》、《小城三月》、《呼兰河传》和《马伯乐》，创作总字数近百万，显示了不可多得的艺术才华和创作生命力。在《生死场》和《呼兰河传》等知名度更高的作品中则更加集中的揭示人性，也集中的表现出对于女性生存状态的探索，对女性生存意识、反抗意识的表述，更加突出了女性意识的发展蜕变。 自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萧红研究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是确立期（1935-1942），鲁迅和胡风对《生死场》的经典性评价，开创了萧红研究的先河。二是回忆期（1942-文革结束前后），此时多为悼念性文章，表达了友人、朋友对萧红本人及其作品的感性印象，较有影响的是茅盾为《呼兰河传》作的序，骆宾基的《萧红小传》，许广平的《忆萧红》、《追忆萧红》，聂绀弩的《在西安》，丁玲的《风雨中忆萧红》。茅盾对萧红后期创作滞后于大时代的评价代表了那个时期主流评论话语的声音。三是发展期（新时期至今），新时期以来，萧红研究一度形成热潮并呈纵深发展趋势。通过查阅资料，总结出目前对于萧红小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对萧红作品的研究萧红以“细致的观察力和越轨的笔致”写出来的那一部部表现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的“力透纸背”（鲁迅语）的作品一直吸引着大家的目光。由于鲁迅和胡风两位大家的序跋，《生死场》一出来，就让上海文坛接受了它，也使萧红一夜成名。并且这篇序言和读后记从一开始就给《生死场》树立了一个权威评价，影响至今。以前的研究者一般把《生死场》定性为“抗日文学”，但新时期以来，许多研究者从新的角度来观照，发现了其中被忽略的内涵，提出了不同意见。如邢富君、陆文采的《农民对命运挣扎的乡土文学——〈生死场〉再评价》（《北方论丛》1982年第1期）指出这部作品其实是以抗日战争为背景，是以农民对命运的挣扎为主题的。也有学者认为不能用一个单一的先行主题来解释《生死场》，而应该从作家对生与死的人类命运的思考出发，许多不能解释或解释牵强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皇甫晓涛《一语难尽——〈生死场〉的多层意蕴与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多维结构》，《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年第3期）。刘禾的《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在讨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实践与国家民族文学的关系问题时，以萧红的小说《生死场》为例，从生产层面与接受层面上指出了“萧红在小说的空间里与民族国家话语的交锋”，为我们研究萧红提出了新的角度。而摩罗的《〈生死场〉的文本断裂及萧红的文学贡献》（《社会科学论坛》，2003年第10期）认为，《生死场》主要不在于写抗战，其三分之二的内容与抗战毫无关系……简单来说，就是写生民的生、老、病、死，这体现了萧红最深彻的人生感触。 萧红自《生死场》之后的所有创作都与时代要求显得很隔膜，1940年萧红创作完成长篇《呼兰河传》。“当萧红写《呼兰河传》时，其他中国作家们大都在写战时报道文学、短文、戏剧，或者写抗日性的小说或短篇宣传品等作品”。对当时的萧红来说，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批评界的责难。20世纪40年代影响最大的评论文章无疑是茅盾的《〈呼兰河传〉序》：“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这与鲁迅先生的“生的坚强”、“死的挣扎”一样成为评论萧红作品的名句。但是艺术上的有限肯定之后,茅盾作为一个现实主义创作的代表作家和权威评论家，对萧红这样一个以《生死场》崛起文坛的作家却“在1940年前后这样的大时代”，怀着“苦闷而寂寞”的情绪，“回忆这寂寞的小城”，认为“多少有点不可解”。因为在萧红的这部小说里“看不到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到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这就在思想上否定了《呼兰河传》。在当时的语境中，茅盾的这一评价与其说是赞扬，不如说是否定，这也就直接导致了以后几十年评论界对《呼兰河传》的低调处理。 新时期以来，随着萧红研究热潮的掀起，萧红后期的作品也备受瞩目，并在20世纪80年代初对萧红后期创作思想产生了争议。铁峰在《萧红的文学之路》中认为：“《呼兰河传》的最大缺点，就是由于作者在抗战时期创作思想出现偏差，否定文学作品的阶级性，把揭露批判的笔触‘对着人类的愚昧’，从而过分夸大了劳动人民的愚昧无知，麻木不仁，没有写出一个积极的人物，也没反映出时代的根本特点，更没表现出抗战时期人民的要求和愿望。这就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政治思想和教育意义。”但是大多数学者对萧红后期创作思想则持肯定态度。韩文敏《〈呼兰河传〉我见》（《文学评论》1982年第4期）认为《呼兰河传》是《生死场》之后对生活的认识和理想的深化，她较早地指出了《呼兰河传》深刻的思想性，认为其并非思想创作上的退步。皇甫晓涛在《萧红现象——兼谈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几个困惑点》（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中认为，《呼兰河传》与时代审美要求在整体上是一致的，同时也为“国民性”主题的发展寻找到一个新的转折点，因而是萧红“走向成熟的标志”。此外，刘乃翘和王雅茹在《萧红评传》（哈尔滨出版社2002年版）中认为：从萧红“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者过去，作家们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的主张中（在1938年4月的第三次文艺座谈会上提出），我们也可以看出了萧红创作思想的逐步提高和深化，她创作的着眼点不仅仅局限在国民抗战意识的鼓动、激发和歌颂上，更将视角深入到国民觉醒并抗争的根本——国民性上，这一点同鲁迅先生的创作思想是相通的。 萧红后期的长篇《马伯乐》一直无人问津，研究甚少，一般认为《马伯乐》是一部失败之作，主人公马伯乐更是一个自私自利的逃跑主义者。不过李重华在《也评马伯乐形象》（《绥化师专学报》1991年第2期）中却为之辩驳，认为马伯乐是一个复杂的新人形象，他有着进步的倾向，此观点较为新颖。秦林芳《论萧红的创作道路——从题材说起》（《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认为《马伯乐》是萧红师承了鲁迅的文学观，站在“改造民族的病态”的高度来选择并表现题材的，是“改造病态思想”的继续。另外黄晓娟在她的博士论文《雪中芭蕉——萧红创作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中也认为萧红的《马伯乐》写的是在当时作品中几乎被遗忘的国民性病态。

二、研究角度的多元化

在新的开放态势和多元研究格局的指导下，萧红研究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研究视角。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我国兴起，许多学者开始用这一新的批评方法介入到萧红研究中，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从“女权主义”视角出发，用了一章的篇幅对萧红进行了女性主义剖析。黄长华的《论萧红的女权主义思想》（《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5期）从女性的性爱、生育、死亡等角度切入到萧红小说的文本之中，指出亲身领受了极端父权制社会强加于女性悲惨命运的萧红，以艺术的手段真实地记录下了自己所遭受的身心伤害，从而表达了对男权社会的批判、愤恨和抗争。单元在《萧红与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湘潭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中将萧红置于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参照系中进行考察，认为萧红始终如一地以女性视角和女性生命体验为切入点，从生与死、心灵与肉体等多重层面写出了中国广大女性生存真相。平原、郭运恒《女性之态和人生之梦》（《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则从男性形象入手，分析了萧红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眼光对男权社会的批判。指出，萧红从个体生存经验出发表达出一种集体生存的经验：男人的处世方式、秉性、德行并不比女人强，这是对男性清醒认识之后来自女性生命生存与生命发展的一种欲望和冲动。

此外，在把萧红与中国现代女作家的比较研究中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黄晓娟在她的博士论文《雪中芭蕉——萧红创作论》中把萧红与中国现代女作家丁玲、张爱玲进行比较，认为萧红在创作中虽以个人的女性体验为起点，却扩展到广大中国人的群体体验，把女性的苦难置于民族的、人类的苦难之中来表现。杨义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中也说“以30年代最有成就的两个女作家相比较，我们感到，丁玲是一座突兀的山，萧红是一江明澈的水。山有‘群峰共驰骛，百谷争往来’的气势，水有‘缥碧千丈见底，泉水击石成韵’的魅力。高山流水，各具力度或风致，开拓了女作家创作的新格局。”除了与陈衡哲、冯沅君、凌叔华、苏雪林、白薇、冰心、庐隐、丁玲等女作家共性与个性的对比分析外，还将萧红与三毛、迟子建等进行比较，如王金城、武文茹的《萧红与三毛：跨越时空的比较》（《萧红研究》第三辑，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单元的《童心映照的自然之美——萧红、迟子建比较论之一》（《江汉论坛》2002年第3期）等。此外，还有一批研究者将萧红同乡土文学作家叶紫、“乡土文学派”的王鲁彦、许钦文、许杰、彭家煌、王任叔、台静农、“京派作家”师陀、沈从文等作了比较，指出萧红乡土文学作品的独到之处。 三、对萧红作品各个时期的研究 从上世纪30年代至今, 萧红小说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指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左翼文学”、“抗战文学”等反帝反封建的主导意识形态框架下,带着强烈政治色彩和社会功利目的的文学批评。新中国成立到新时期之前, 由于政治的原因,对萧红小说的研究未能展开, 有论者称之为“沉默的30年”。第二阶段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启蒙话语影响下,把萧红小说放到鲁迅开创的“改造民族灵魂”的现代文学传统中的重新审视,这也是真正意义上萧红小说研究的开始。第三阶段是指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些学者开始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对萧红小说进行的再度阐释。三个阶段代表三种研究范式,它们基本是以时间为序先后出现的。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学界开始对这三种视角进行整合研究,但并未有本质上的范式突破。

作为萧红的成名作——《生死场》是萧红小说研究的起点，而这起点处站着鲁迅和胡风。鲁迅的《萧红作lt;生死场gt;》是一篇“随感录”式的批评文字整篇序言, 鲁迅并没有对小说进行具体分析, 而是由此及彼,由作者和她的作品联想到中国的现实,有感而发，借此以泄心中对时政的愤懑。鲁迅以相当宽容的态度赞扬了作品,用词也相当谨慎,在肯定叙述与文笔上优势的同时,也点明了作品结构上的弱点。而胡风也在鲁迅之后作出了更详细的分析，文章重点强调了作品中与抗日有关的部分，肯定了作品对农民觉醒与反抗的表现。通过对作品意识形态意义的放大,毫不置疑地将《生死场》视为“抗日小说”, 从而得以融入

20 世纪30年代文艺创作的主流,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推崇。1942年初，萧红在香港病逝。年轻而富于才华的女作家的突然辞世,令人们无比怅惋,由此在一批悼念性的文字之后出现了对萧红创作更进一步的研究,其中以1954年石怀池的《论萧红》和茅盾的《论萧红的〈呼兰河传〉》影响最大。石怀池认为萧红是知识分子“自我改造斗争 ”的失败者, 她“一再陷于感情的泥沼里”,“没有把自己的生命与群众的生命融化成一个整体”；而矛盾却一反理性批评的常态，用动情的笔致分析了萧红留下的寂寞之作《呼兰河传》。在建国后的30年,主流意识形完全从民族国家建构的角度出发, 重组了鲁、胡、石、茅对萧红的评价, 片面的误读被不断地扩大, 而真正的研究始终未能展开。进入新时期后，随着思想文化的全面解冻，也给萧红的小说研究带来了新的生机。首先是海外研究成果的破门而入:1977 年刘以篦发表了《萧红的〈马伯乐〉续稿 》,1979年美国学者葛浩文在香港出版了《萧红评传 》中文版, 1980年台湾学者周锦出版了《论呼兰河传》,以及日本、香港的大量著述,一同掀开了新时期萧红小说研究的序幕。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葛浩文的《萧红评传》，此

书主要的贡献在于作者在梳理萧红生平的同时对其重要作品作了全新的评价，在分析以往对萧红作品的看法的基础上, 结合自己的艺术感受,提出了很多新颖独到的看法, 对当时国内的萧红研究界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力, 有些见解影响至今。紧接着国内学者也开始挣脱政治角度的解读，从原有的评价框架中跳出，至此萧红小说研究从主体重读和艺术研究两个方面真正的道了展开。正给萧红小说研究带来革命性突破, 并确立萧红在文学史上地位的是以下两篇文章:韩文敏的《〈呼兰河传〉我见》、钱理群的《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与萧红诞辰七十周年》。它们不约而同地把萧红研究与鲁迅研究相结合, 将萧红与鲁迅进行多层次的比较透视,肯定了萧红在开掘、反思民族历史文化上所取得的成就。1989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孟悦 、戴锦华的著作《浮出历史地表》开创了国内用女性文学批评的视角研究现代文学的先河。继次之后，用女性视角研究萧红的文章渐渐增多，最终成为90年代以来的萧红小说研究的主要视角，其中较为重要的是范智红《从小说写作看萧红的世界观与人生观》，文章以女性的感受方式、思维方式以及观察角度来理解同为女性的作家萧红。1993年，海外学者刘禾在《女性、文本与民族国家》一文中“重返《生死场》”,进一步推进了从女性角度对萧红小说的研究。在进入新世纪后，研究方法更趋成熟多样，但还是没有跳出原有的框架。90年代之后的学者则再此基础上尽力尝试突破，寻找新的研究视角。摩罗《〈生死场〉的文本断裂及萧红的文学贡献》：萧红从存在的意义来写生命意识的麻木;对包括贫穷、疾病、战争等人的生存困境的强调;她小说中写出了两性伦理中及一般人伦关系中心灵的荒凉;她用近乎佛学的悲天悯人的眼光看待生命的生、老、病、死的独特视角……还有研究者以历史的眼光, 把萧红小说放置到诸如“乡土文学”、“流亡小说”、“小说散文化 ”等较大的研究话语中纵向考察, 试图实现研究的深化。值得一提的是,陈国恩、任秀霞《萧红小说与“五四”文学传统》考察了萧红与“五四”传统的关系, 指出“左翼小说家萧红从`五四'文学传统中吸取了艺术营养, 把国民性改造的主题与左翼文学的革命叙事结合起来, 将女性的立场贯彻到社会革命的题材中, 创造了一种融细腻写实与温婉抒情于一炉的小说风格。

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萧红的作品中以《生死场》和《呼兰河传》较为重要，同时对于萧红的人生也有重要的转折。前人对于萧红的小说已有诸多研究。本课题的研究主要以女性悲剧为切入点，通过这两篇长篇小说以及其他短篇小说及散文，来分析作品中女性人物的意识形态，通过研究以更深刻的角度展现出萧红小说作品中想要为大众叙述的那个时期的问题。

本文从女性意识的角度解读作品，通过作品中萧红对人物、环境以及小城乡俗的精彩刻画，从一定程度上揭示萧红作品的真实面貌，以此审视封建社会下女性的悲惨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