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研究目的与意义
2019 年 12 月，新冠肺炎疫情自武汉开始爆发，并逐渐向全国快速扩散。
从历史统计资料来看，历次重大疫情均对人类社会各个层面产生巨大影响，本次疫情亦不例外，人类健康、经济发展面临着极大挑战。
人们无法预测新冠疫情能否会得到控制，企业投资趋于谨慎，上市公司不愿增发鼓励，更倾向于将资金留在本公司以应变不时之需。
2. 研究内容和预期目标
| 研究内容： 本文首先介绍了国内外关于疫情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的相关文献，对前人已有结论和实证研究进行总结归纳，然后结合相关理论对上市公司疫情期间实施的股利政策进行实证分析，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从总体上看，本文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介绍本文的写作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写作主要内容。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此部分对前人已有理论和实证研究进行总结归纳，并写出本文的研究方向。第三部分分为实证设计与实证结果分析两个部分。在实证设计部分，先根据对前人理论结果的总结归纳提出理论假设，按照受疫情影响大小，将公司分为两组，并确定自变量、因变量、控制变量，运用双重差分法构建模型；在实证结果分析部分，对搜集到的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与回归分析验证得出结论，并对所得结论进行稳健性分析。第四部分为结论及政策建议，此部分对前文研究结果进行总结，从各角度为上市公司在疫情时采取的股利政策提出建议。 拟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受到了疫情的何种影响、在疫情期间有何更好的股利政策，并为其提供建议，使之更好的服务于金融行业。 |
3. 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学者对股利的信息内涵效应展开了深入研究。陈晓等( 1998) 研究了我国资本市场上现金股利、股票股利和混合股利三类公告的信号传递效应，发现三类公告都能带来大于0的超额收益，但相比之下现金股利的超额收益率较低。陈浪南和姚正春( 2000) 发现派现公司的累计超额收益不明显高于不派现公司，而送股和配股与否对累计超额收益的影响对比明显。李常青和沈艺峰( 2001) 则认为，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变动虽然能够向外部投资者传递一定的信息，但传递的是上市公司当年的盈利信息，而不是未来盈利能力的信息。曹媛媛和冯东辉 (2004) 也发现我国资本市场上股利的改变与公司的未来盈余无关，股利并不能成为传递公司未来盈余信息的手段，他们认为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不稳定，因此我国资本市场股利信息内涵与成熟 资本市场有所差异。刘文军和赵亚娟(2005) 认为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虽然具备信号功能，但长 期来看并不稳定。王珊珊等( 2010) 考察了股市的周期性对股利信号功能的影响，发现和资本市场行情一致的现金股利的变动具备更丰富的信息。
国外研究现状：
4. 计划与进度安排
| 撰写方案 首先介绍了国内外关于疫情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的相关文献，对前人已有结论和实证研究进行总结归纳，然后结合相关理论对上市公司疫情期间实施的股利政策进行实证分析，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从总体上看，本文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介绍本文的写作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写作主要内容。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此部分对前人已有理论和实证研究进行总结归纳，并写出本文的研究方向。第三部分分为实证设计与实证结果分析两个部分。在实证设计部分，先根据对前人理论结果的总结归纳提出理论假设，按照受疫情影响大小，将公司分为两组，并确定自变量、因变量、控制变量，运用双重差分法构建模型；在实证结果分析部分，对搜集到的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与回归分析验证得出结论，并对所得结论进行稳健性分析。第四部分为结论及政策建议，此部分对前文研究结果进行总结，从各角度为上市公司在疫情时采取的股利政策提出建议。 |
5. 参考文献
| [1]张 维 迎 :《 博 弈 论 与 信 息 经 济 学 》, 上 海 三 联 书 店 、上 海 人 民出版社 ,1996 年 。 [2]陈晓 、陈小悦 、倪凡《: 我国上市公司首次股利信号传递效 应的实证研究》《, 经济科学》,1998年第5期。 [3] 俞乔、程滢:《我国公司红利政策与股市波动》,《经济研 究 》, 2 0 0 1 年 第 4 期 。 [4 ] 魏 刚 《: 非 对 称 信 息 下 的 股 利 政 策 》 《, 经 济 科 学 》 , 2 0 0 0 年 第2期。 [5] 何涛、陈晓:《现金股利能否提高企业市场价值的实证分 析 》 《, 金 融 研 究》 , 2 0 0 2 年 第 8 期 。 [6] Miller , Merton H. and Kevin Rock , “Dividend Policy under Asymmetric Information”,Journal of Finance , 1985. [7]John , K.and Larry H.p.Lang“, Insider Trading around Dividend Announcements : Theor y and Evidence”, Journal of Finance ,1991. [8] Wayne Guay and Jarrad Harford ,“The Cash Flow Per manence and Information Content of Dividend Increase Versus Repurchase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 2000. [9] D y l , E . a n d W e i g a n d , R . ,“ T h e I n f o r m a t i o n C o n t e n t o f Dividend Initiations: Additional Evidence ”, Financial Man agement ,1998. [10] Kumar , P., “Shareholder - Manager Conflict and the Information Content of Dividend”,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 ies , 1988. [11]Aggarwal R. ，Cao J. ，Chen F. Information Environment，Dividend Changes，and Signaling: Evidence from ADR Firms [J]. Contem- 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2012，29( 2) ，pp. 403 - 431.[12] Andres C. ，Betzer A. ，Bongard I. V. D. ，et al. The Information Content of Dividend Surprises: Evidence from Germany [J]. 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 amp; Accounting，2013，40( 5) ，pp. 620 - 645.[13] 陈浪南，姚正春 . 我国股利政策信号传递作用的实证研究 [J]. 金融研究，2000，( 10) : 69 - 77.[14]李常青，沈艺峰. 沪深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信息内涵的实证研究[J]. 中国经济问题，2001，(5): 43-52.[15] 曹媛媛，冯东辉 . 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信息内涵: 基于股利政策稳定性的实证研究 [J]. 系统工程，2004，( 2) : 33 - 37. [16] 刘文军，赵亚娟 . 中国上市公司派现送股与未来业绩关系的实证分析 [J]. 财经论丛，2005，( 1) : 71 - 77. [17]王珊珊，邓路，王化成. 股市周期、公司特征与现金股利公告的信号传递效应[J]. 当代财经，2010，(5): 117-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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