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中大学生被诈骗议题的第三人效果研究—以微博为例开题报告

 2023-02-22 11:31:11

1. 研究目的与意义

(一)选题理由

现代社会中,充满风险感已经成为一个毋庸置疑的特点。随着各色各样的不确定风险增多,风险存在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的角落之中,风险是每位公民真实面临的、同时也是无法规避的时代境遇。在“媒介化生存”的时代,人们普遍感知到的社会风险大多来自于大众传媒的传播活动,我们接触到的风险也大多是“媒介化风险”。如今,在各种风险之中,电信诈骗议题逐渐进入大众视线,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那么,媒介呈现出来的相关诈骗议题是否与现实的风险一致?媒体对受众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本文将从这一视角展开探讨。

在关于电信诈骗议题的报道之中,本文将着眼于“大学生被电信网络诈骗事件”的相关报道为例展开研究。随着大数据时代、“互联网 ”时代的日益兴盛,便捷的支付方式、共享式经济正以强大的冲击力不断刷新着大学生的消费观念,大学生逐渐成为新时代下网络世界的佼佼者、共享经济的主导者、便捷支付的爱戴者,然而匮乏的社会经验、淡薄的法律意识以及保护个人隐私信息意识的缺失,导致高校电信网络诈骗案件频频发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2020年8月,杭州一名19岁大学生一年被诈骗三次,这位同学于2019年被QQ群博彩游戏骗,年初被微信群返利骗,第三次次是被假冒的网店客服骗,经调查没有造成经济损失;2019年1月,大学生王某宁在咸鱼APP被一个自称在海外求学的“留学生”诈骗16万元,称可以低价代购奢侈化妆品、品牌鞋等。2017年7月,在南充某高校读书的广安女生小雨(化名),落入电信诈骗的圈套,父亲去世后的26万元抚恤金,就这样被骗走了;2016年8月25日,长春某大学大二男生段金可被电信诈骗骗走了5000元学费。在铺天盖地的大学生被诈骗事件的媒体报道中,很大程度上显示的是社会风险逐渐增多、大学生群体自我防范和自我保护能力较弱共同作用的结果。如今,此类案件的媒体报道以及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尤其是大学生群体及其父母和各高校。面对此类媒体负面信息,人们的认知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会导致什么样的行为倾向,在对受害者表示同情的同时时候会产生侥幸心理,认为这样的事件不会落到自己头上,或者说,即使遇到电信诈骗自己也会很好处理。“第三人效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合适的理论依据,从而帮助人们重新思考和审视大学生学习和成长过程中媒体报道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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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内容和预期目标

(一)研究内容

近年来电信诈骗案件层出不穷,在一般视角中,被骗的人群大多集中在中老年群体,他们因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年纪太大以致分辨能力下降。但事实上,在此期间也出现了大学生群体这一受害人群,大学生群体被诈骗的比例一直在增加,社交媒体中关于大学生被诈骗的议题也呈现增加趋势。进行了一系列的宣传,大学生受骗人群依旧只增不减。

(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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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第三人效果”研究

第三人效果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与社会学教授戴维森1983年在《舆论学季刊》发表题为《传播中的第三人效果》The third-person effect in communication的论文首次提出。他认为,人们在判断大众传媒的影响力之际存在着一种普遍的感知定势,即倾向于认为大众媒介的信息对“我”或“你”未必产生多大影响,然而对“他”人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由于这种感知定势的作用,大众传播的影响和效果,通常不是在传媒指向的表面受众中直接发生的,而是通过与他们相关的“第三人”的反应行为实现的。戴维森把这种现象或这种影响机制称为“第三人效果”。在1978到1982年间,他的团队进行了四次实验,实验的结果充分验证了第三人效果的存在,从此该理论受到国际传播学界的关注。从已有的国内外研究成果来看,目前对“第三人效果”可能产生的影响变量包括人口统计学变量(包括性别、受教育程度等)、社会距离、信息本身立场、媒体使用情况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在“第三人效果”理论的研究中常常被研究者使用,使用较多的变量包括性别、年龄以及教育程度等。“性别”作为测量变量之一,Gunther是最早研究性别对“第三人效果”影响的学者,他在《Overrating the X‐Rating: The Third‐Person Perception and Support for Censorship of Pornography》中通过对色情图片的研究,他较早地发现了性别与“第三人效果”后续行为之间的关系,并验证出了二者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国内学者罗文辉《大陆男女青年收看网路色情的第三人效果研究》中选择了网络色情图片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第三人效果”的分析验证,验证出“女性受访者比男性受访者更有可能出现‘第三人效果’认知”。在《对“第三人效果”及其影响机制的研究——以媒体瘦身广告对人们影响的研究为例》中验证了女性群体觉得其他女性被瘦身广告的影响程度远远大于对自身的影响。在以“年龄”作为“第三人效果”变量的相关研究中,大部分研究显示,“年龄”与“第三人效果”呈正相关关系,即年龄越大,“第三人效果”认知越容易出现。在“教育程度”方面,大部分研究验证了“教育程度”与“第三人效果”呈显著正相关,教育程度越高的人,产生的第三人效果感知越显著。WillnatLars在中英关于香港政治前途发生争论的背景下研究了公众舆论对这场政治危机中政治上表露的潜在影响。研究结果证实了“教育程度”与“第三人效果”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大部分研究者都发现了随着他人与自己社会距离的增大,受访者的“第三人效果”也会随之增强。Gibbson在《The third person effect: Social distance and perceived media bias》中进行了媒介偏见与社会距离的研究中,证实了第三人效果与社会距离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国内学者陈绪涛在《社交网络隐私风险感知中的第三人效果研究》将学历作为社会距离的划分标准,发现用户把和自己同等学历的人当做“自己人”,把比自己学历低的人当做“其他人”,在衡量社交网络隐私带来的风险时,认为“自己人”收到的影响最小,“其他人”受到的影响较小。

(二)大学生诈骗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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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计划与进度安排

(一)样本选择

本文主要研究社交媒体中对于大学生诈骗一道题的报道的影响,并以“大学生被诈骗”为切入点,依据“第三人效果”理论。本文选择微博平台作为取样框进行研究的原因有二:其一,微博平台中00后、90后用户占比超80%,而本文研究的主题大学生群体则是00后和90 后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选取微博中关于“大学生被诈骗”议题的报道作为调查样本,这对于本研究有一定的针对性。其二,相较于其他社交媒体,微博平台收录的内容具有丰富性。首先,各大媒体在微博上都有各自的账号,展现了平台的丰富性;其次,相较于其他社交网络平台的娱乐性,微博平台中官方大V有其独特的严肃性。综合以上两点原因,微博平台对于本文研究有独特的代表性。本文以2010年—2022年为研究时段。对于此时间段内的样本,将选取报道主题为“大学生诈骗”的报道作为分析样本。

(二)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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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考文献

[1]Albert C. Gunther. Overrating the X‐Rating: The Third‐Person Perception and Support for Censorship of Pornography[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95,45(1):

[2]刘一川,贾祥敏.对“第三人效果”及其影响机制的研究——以媒体瘦身广告对人们影响的研究为例[J].新闻界,2014(09):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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