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研究目的与意义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全国医务人员迅速投入到疫情防控中，女性医务人员在抗击疫情、救治患者的过程中承担了重要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根据2020年3月8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数据，在全国346支援鄂医疗队4.26万医务人员中，女性人数为2.8万人，占到全部援鄂医务人员的三分之二。疫情中的女性医务人员形象在各类媒体报道中得到积极呈现，也涌现出大批先进典型人物。但是媒体在报道女性医护时会侧重突显女性身份如母亲、妻子，抗疫角色的身份被忽略。
而在疫情报道中发挥了信息发布、舆论引导、服务大局作用的主流媒体，依据舆情热度及网民关切度，不仅对抗击疫情的广大医务工作者进行了既有群像式又有个体鲜活故事的多角度报道，还主导了对李兰娟、陈薇、乔杰等典型女性医护人物的深度报道。权威性强、可信度高的主流媒体也是受众更倾向于选择的新闻来源，通过研究主流媒体涉及女性医护的抗疫报道,可以深入了解主流媒体想要给受众塑造的女性医护的形象以及在形象建构过程中的作用，所以主流媒体是研究女性医护形象建构过程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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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内容和预期目标
研究内容：以主流媒体在新冠疫情期间对女性医护人员的相关报道为研究对象，用框架理论和内容分析法，阐释主流媒体所呈现出的女性医护人员的形象、在框架理论下主流媒体对女医护形象构建的方式、形象的呈现对社会产生的影响。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1．主流媒体在抗疫报道中构建了怎样的女性医护的形象，如何构建的？
2．为什么主流媒体在抗疫报道中要构建这样的女性医护形象，对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3．主流媒体在抗疫报道中对女性医护形象构建有哪些不足？
4．针对不足向主流媒体提出合理性构建女医护形象的策略。
写作提纲：
摘要
关键词
一、研究意义
二、文献综述
三、理论视角与研究方法
（一）理论视角：框架理论
（二）研究方法：内容分析法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来源
（二）样本选取
（三）主要研究变量
五、数据分析
（一）报道数量
（二）报道体裁
（三）报道立场
（四）报道来源
（五）报道议题
六、总结与反思
（一）主流媒体对于女医护媒介形象的建构路径
（二）女医护形象建构中存在的问题
（三）主流媒体合理建构女医护形象的策略
3.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内研究 （一）医护
根据框架理论的观点，新闻在某种程度上建构了个人对社会真实的感知，新闻如何再现医护的角色，某种程度上建构了媒介受众对医护群体的观感。研究医护形象，有助于了解媒体受众对该群体的认知，对未来的医疗事业发展和国家的卫生事业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新冠肺炎事件前，国内学者的研究有：
吴彤（2014）的《对医疗报道中医生角色转变的新闻伦理思考》认为社会舆论的形成和走向与媒体的医疗报道密不可分，新闻媒体应该坚持新闻专业精神，给予医患双方平等的话语权,完成医疗报道的良性传播。
明朝（2019）的《网络环境下医生社会形象的重塑与提升》以医生形象从“白衣天使”变成“白衣狼”的变化为切入点, 深入剖析网络传播对医生社会形象逆转的严重影响。随着医患冲突的频频发生，医患冲突事件经过网络媒体的“渲染式”传播使医患之间的矛盾呈现“极化态势”。
毛天鑫（2019）的《网络涉医报道中医生形象的内容分析 ——基于腾讯新闻2016-2018年数据》认为涉医报道中出现大量针对医生的极端化、负面化的报道，媒体在医生形象构建中存在新闻报道真实性缺失，其科学正确的形象应当通过院方、医生、媒体三方的共同努力,共同维护。
吴红雨、江美仪（2020）的《重塑中的医生与患者媒介形象对公众医疗认知的影响——以人间世等四部纪录片为例》认为纪实影像重塑了医患媒介形象，改善了大多数公众以往刻板的片面认知，但医患矛盾这一社会问题的解决还需要多方力量共同努力。
新冠肺炎事件后，国内学者的研究有：
严余华（2020）的《还原医护人员的真实形象，降低群体性代入性创伤反应》认为医护人员被非人化、理想化，神化，短时间内可以让民众对其有崇敬感，但在一段时间内会损害目前从业的医护人员的工作积极性，造成职业耗竭和疫情后创伤应激反应。
桂笑冬（2020）、朱姿伊的《新冠肺炎疫情公共卫生事件中新华网对医生形象的建构》认为医生形象呈现出治病救人、逆行高尚、压力承受等形象。以新华网为代表的主流媒体，对医生形象的构建受限于一定的新闻框架，通过重点突出医生群体及社会各界的正面事迹来设置议题。
梁舒婷（2020）的《新冠疫情期间医护人员媒介形象建构研究》选取《人民日报》相关报道为研究对象，认为医护人员呈现白衣天使、逆行战士、爱国志士等形象，建构原因是主流媒体需要弘扬正能量，凝聚民心缓和医患矛盾等原因塑造。
李明德、李聿哲（2020）的《抗疫时期门户网站医护人员的形象塑造——以搜狐健康专题#8226;战疫日记为例》认为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中对医护人员形象的报道十分成功，从整体上呈现医护人员敬业、认真、勇敢等专业形象，体现出媒体的社会责任感。
综上所述，在新冠肺炎事件前，医护形象因媒体过多的医患报道而呈现负面形象，新冠肺炎事件后，医护形象有所好转，但对于媒体该如何构建医护这一特殊社会群体的形象研究较少，研究主要集中在媒体塑造的医护形象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的研究也不多见。
（二）女医护
国内对女性医护群体发展的关注一直较少，对女性医护人员的研究也比较空缺。新冠肺炎事件后，女性医护人员在抗击疫情、救治患者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抗疫报道中，对于女性医护人员的呈现也成为重点，关于女性医护群体的研究也逐渐增多。
新冠肺炎事件前，国内学者的研究有：
梁日宁（2009）的《女性医护人员工作家庭冲突与工作投入、工作满意度的关系研究》从心理学的视角出发，以女性医护人员为研究对象，得出女医护的工作家庭冲突处于中下水平，女性医护的工作投入、工作满意度处于中等偏上水平的结论。
严欢（2018）的《国内医疗剧中女性医护人员的形象塑造》从国内医疗剧中研究女性医护人员的形象塑造，故事多围绕女性医护人员的职场矛盾、人事纠纷、情感经历和家庭责任展开,而男医生却大多充当了一个睿智理性的角色。
朱芳琳、朱芳丽（2018）的《珠海市女性医护人员工作-家庭平衡问题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对珠海市医院的女性医护人员发放工作-家庭平衡调查问卷进行数据收集，调查显示当工作与家庭发生冲突时79.81%的女性会优先选择家庭。
新冠肺炎事件后，国内学者的研究有：
毕娇娇、朴银姬（2020）的《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的仪式传播分析——以女医护剃发出征报道为例》以女医护剃发出征报道为例，从仪式传播的角度切入，女医护人员剃发出征是一种仪式行为，通过表层象征符号来传递仪式中蕴含的深层象征意义，构建形象认同。但媒体在塑造的同时要严苛“真实”和“人性”两大标准。
郭砾（2020）《战““疫”之下尽显女性力量》认为女医护在疫情防控中履职担当、无私奉献，发挥了重要作用，媒体呈现了女性抗疫时独立勇敢、智慧理性的助人者形象，这种形象塑造是非常成功的。
原平方（2020）的《抗疫报道中“被偏见”的女性医护人员形象》认为抗疫报道中女性医护人员形象被偏见，女性身体被挪用,女性个体价值被忽视，女性医护人员“被英雄化”。
喻雪红（2020）的《抗疫医护女性的性别困境及其伦理审视》认为女性医护人员，在这次战斗中为疫情防控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也暴露了生理性别、社会性别等性别困境。
综上所述，在新冠肺炎事件之前，关于女性医护形象的研究比较缺少，在新冠肺炎事件之后，关于女性医护的研究增多，但是研究集中在主流媒体对女性医护形象建构的并没有，也缺少运用内容分析法和框架理论的视角。
（三）框架理论
框架概念是框架理论的核心。从国内对于新闻框架的研究来看，主要是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将国外的框架理论研究引入国内；二是从理论解读的角度来进行框架分析；三是把框架理论与中国的语境相结合，对框架理论进行本土化解读。学者们在进行第三类研究时，主要倾向于以特定的某个具体事件为例，选择一个媒体或者几家媒体进行对比分析，来考察媒体框架。目前看来，这类研究数量最多。媒介通过不同的框架来建构不同的图景成为学者们的普遍共识，这也充分表明了在对社会事实的建构方面，媒介扮演着重要角色。正是基于对媒介在社会建构中的重要作用和认识，相比国外学者，国内学者更加强调媒体的社会责任，认为新闻媒体作为大众传播的主体，应当用“合理框架”来对社会进行建构，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
既然新闻媒体通过其框架在社会建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那么对于涉及女性医护的抗疫报道，主流媒体在这当中又呈现怎样的框架特征就值得研究，新闻报道框架如何优化才能更好地发挥主流媒体的职能，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二、国外研究
（一）医护
Kim Kyong Jee （2014）的《Doctors'''''''' Images Represented in the Korean Press: From a Perspective of the Korean Doctor''''''''s Role》（《韩国媒体所呈现的医生形象：从韩国医生的角色分析》）将韩国医生角色新闻报道分为五个能力领域，并划分属于积极还是消极的医护形象，结果显示，正面新闻略多于负面新闻，这揭示了韩国医生总体呈正面形象，但医生需要更好地遵守规章制度和道德准则，改善其形象。
Heinz Andreas的《The Image of Doctors in Europe: A Comparison of Countries》（《欧洲医生的形象：各个国家间的对比分析》）分析了来自18个欧洲国家的27772名受访者的数据，对每个国家的医生形象采用5分制，最终研究结果18个国家大多数认为医生的形象是正面的，但对于过于理想化的医生形象是不认可的，人们更倾向认为医生是拥有专业能力的人，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综上所述，国外呈现的医护形象也是以正面为主，需要媒体尊重客观事实，不能理想化医护的职业，过多正面或者负面的新闻对于医护群体的形象塑造都是不利的。
（二）女医护
Wang Liping（2020）的《Job Burnout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Among Chinese Female Doctor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职业倦怠对中国女医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社会支持的调节缓和作用》）认为医生面临很多挑战和压力，但是很少有研究关注女性医护。研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分发测量卷，结果显示，女性医护面临工作和家庭双重压力。女性医护比男性医护经历更多的情感耗竭和更低的主观幸福感，但女性医护的社会支持感与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所以提高对女性医护的社会支持可以减少她们的职业倦怠，提升主观幸福感。
Motta-Moss Ana（2020）的《Inequities Faced by Female Doctors Serving Communities of Need》（《在社区服务工作的女医护所面临的不平等》）通过对1524名医护学院毕业生调查，发现女性医护相比男性收入较低，但工作时间相似，调查中的女性医护一直致力于在社区为病人服务，希望州政府在尽力减少这种不平等对女医护的影响。
综上所述，女医护相比男医护在职业上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下，会受到不平等待遇，遭遇性别困境，国外研究呼吁社会能提高对女性医护的支持和帮助，多多理解和关注女性医护群体，这有助于减少她们的职业压力，这也为我写国内主流媒体建构女医护形象的合理策略提供了思路。
（三）框架理论
1974年，加拿大裔美国社会学家欧文#8226;戈夫曼在《框架分析：经验组织论》一书中对“框架”概念作了定义，并在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广泛应用。戈夫曼把框架视为一种“解释图式”，人们通过这样的图式，来对社会实践形成个人认知和阐释，并使实践产生意义。戈夫曼的框架理论从个体层面出发，而其后的甘姆森等学者将“框架”的概念拓展到社会层面，使框架理论作为研究方法而为人所熟知。在《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词典》一书中，费斯克等人糅合了“框架”的定义，认为媒体的选择是框架理论的核心，新闻生产者通过对符码进行强调、选择和表述，来进行媒体产品的建构和话语的建构。这一定义为本次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研究概述
总体而言，当下国内国外对于女性医护群体的研究都比较空缺，研究视角不够丰富，对该群体的发展关注度还不够。而在新冠肺炎事件发生后，女性医护群体成为重要的抗疫力量，新闻媒体向大众大量报道该群体目前的状况，遇到的发展问题，所以学界的相关研究也要跟上步伐，加大对女医护群体的研究。所以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主流媒体涉及女医护的抗疫报道切入，运用框架理论，探究主流媒体对该群体形象建构的过程。
4. 计划与进度安排
2022.11选题，查阅并整理相关文献资料
2022.12.1—2022.12.5完成写作提纲
2022.12.5—2022.12.11 完成文献综述和开题报告
2022.1—2022.2 选取样本，分析样本
2022.3 完成论文初稿
2022.4 修改论文 论文定稿
2022.5 准备答辩
5. 参考文献
[1]吴彤.对医疗报道中医生角色转变的新闻伦理思考[J].新闻世界,2014(12):181-182.
[2]明朝.网络环境下医生社会形象的重塑与提升[J].中州学刊,2019(05):87-92.
[3]毛天鑫. 网络涉医报道中医生形象的内容分析 ——基于腾讯新闻2016-2018年数据[D].
[4]吴红雨,江美仪.重塑中的医生与患者媒介形象对公众医疗认知的影响——以《人间世》等四部纪录片为例[J].新闻大学,2020(01):86-100 128.
[5]严余华.还原医护人员的真实形象，降低群体性代入性创伤反应[J].大众心理学,2020(04):2-3.
[6]桂笑冬,朱姿伊.新冠肺炎疫情公共卫生事件中新华网对医生形象的建构[J].东南传播,2020(03):19-23.
[7]梁舒婷.新冠疫情期间医护人员媒介形象建构研究[J].新闻前哨,2020(09):68-69.
[8] 李明德,李聿哲.抗疫时期门户网站医护人员的形象塑造——以《搜狐健康专题战疫日记》为例[J].新闻知识,2020(11):41-46.
[9]梁日宁. 女性医护人员工作家庭冲突与工作投入、工作满意度的关系研究[D].
[10] 严欢.国内医疗剧中女性医护人员的形象塑造[J].西部广播电视,2018(12):157 159.
[11] 朱芳琳,朱芳丽.珠海市女性医护人员工作-家庭平衡问题研究[J].全科护理,2018,16(34):4335-4337.
[12] 毕娇娇,朴银姬.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的仪式传播分析——以女医护剃发出征报道为例[J].新闻研究导刊,2020,11(15):67-70.
[13]郭砾.战““疫”之下尽显女性力量[J].奋斗,2020(07):40-41.
[14] 原平方.抗疫报道中“被偏见”的女性医护人员形象[J].青年记者,2020(20):18-19.
[15]喻雪红.抗疫医护女性的性别困境及其伦理审视[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1(03):24-25.
[16]Kim Kyong Jee, Yoo Kyung Eun, Hwang Jee Young. Doctors'''''''' Images Represented in the Korean Press: From a Perspective of the Korean Doctor''''''''s Role 2014. 2018, 20(3):141-149.
[17]Wang Liping, Wang Huiping, Shao Shuhong, et al. Job Burnout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Among Chinese Female Doctor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2020, 11:435.
[18]Motta-Moss Ana, Hussain Zainab. Inequities Faced by Female Doctors Serving Communities of Need.. 2020, 7:2382120520915895.
[19]Heinz Andreas, Dcieux Jean Philippe. [The Image of Doctors in Europe: A Comparison of Countries].. 2018, 80(4):368-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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